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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来就诊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以下简称：AD）患者明显比过去多了不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莫明树对39深呼吸说。他所在的广医一院神经内科每年接诊的认知障碍患者中，多数都是AD患者， “可惜的是，他们绝大多数来到医院时已经是中晚期了，这时候进行医学干预，效果已经很有限。”

2025-08-04，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该计划提出预期在2030年，实现“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人群认知功能初筛率”与“认知功能初筛阳性人群干预指导率”≥80%的目标。该计划的主要任务包括在基层开展老年期痴呆筛查与早期干预、提高老年期痴呆规范化诊疗服务水平以及宣传老年期痴呆防控科普知识等等。

《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首次对认知障碍的防控上升至国家层面，专家指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未来20年，AD病患数量将呈指数级别上升。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医疗和社会资源消耗，也引发了对社区照护、养老机构建设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目前面临诸多挑战，医生对于AD认知不足、诊疗设备缺乏、患者认知度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严重制约了AD在我国防控工作的开展。”莫明树说道。

AD患者来医院时，多数已到中晚期

7月6日，一对母女走进了诊室。母亲刚满65岁，女儿刘鸥（化名）发现，母亲最近这一年记忆力下降得特别快，刚完成的事情，转眼就会忘记，说话也变得不利索。“由于我们在外地工作，让母亲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想在家里装监控，但她的性格突然变得固执易怒，并不同意。”“我没有问题。”听到女儿的陈述母亲在一旁大声反驳，她有些紧张，眼神不自主的瞟向门口，这是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莫明树诊室内见到的一幕。

其实，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莫明树对39深呼吸解释，“人老了，忘记事没觉得是大事。”这是许多老人来医院时告诉他的话，但殊不知“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表现，从忘记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发展到家中忘记关电源、煤气，发展到忘记回家的路，最终忘记朝夕相处的子女，直至忘记“自己是谁”。

据刘鸥透露，并不是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异常，在更早前，由于母亲整晚睡不着觉，她曾带母亲在当地的小医院就诊过，甚至做了大脑“磁共振成像”（MRI），结果无异常，医生开了些改善睡眠的药物，母亲觉得没必要，最终也没吃。“现在才知道，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之一。”

◎ 被药监部门认可的AD确诊手段仅有2项，一个是做腰椎穿刺取脑脊液，另一个则是做PET-CT。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显示，2021年，我国现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他痴呆患者近1700万，占全球患者的29.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AD患者都能够被清晰地确诊为那1700万分之一，“成为”患者之前，还有一段不断确诊之路。

“强调早期确诊，是因为越早发现越有意义。“莫明树形象地比喻，就像即将要熊熊燃起的大火，只能在它还处于小火苗的时候及时扑灭，才能避免损失。”在65岁的时候确诊，那么70岁就处于早期认知障碍，生活能够自理，再努努力，将病程中期延缓到80岁，虽然需要人照顾，但不会折腾人，等医学干预到了85岁，老人还能和家属聊天。

据悉，根据美国精神卫生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诊断标准。除了依据临床表现、病程、病史，阿尔茨海默病的确诊也依赖辅助检查做“排除法”：脑电图、核磁共振、血检等等。如果有相关家族病史，患者还要做遗传学检查。一切顺利的话，最快要一周才能确诊阿尔茨海默病。

莫明树解释，但目前早期确诊困难重重。一方面，轻度认知障碍阶段，患者生活还没发现明显变化，中国患者对于疾病症状容忍度较高；另一方面，患者如果没有通过临床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AD)量表筛查，想要确诊需要通过PET-CT，检查患者体内的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和Tau蛋白。但想做PET-CT并非易事。这需要专门的示踪剂，而制作示踪剂又需要对应的加速器，许多医院的PET-CT用于检查肿瘤，对阿尔茨海默病则无能为力。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医院缺乏精准确诊的能力，莫明树说，即便找对了医院，因未被纳入医保，价格也成为了确诊的门槛。“只要做就要七千多，相对比较昂贵。”

近年来，为了“更早确诊”，医生们也在尽力编织出一张覆盖全社会的筛网，使更多存在认知风险的老人来到他们面前。2024年9月，阿尔茨海默病脑脊液系列试剂盒在瑞金海南医院正式展开应用，并启动真实世界研究。2025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研发的Memtrax认知筛查工具，可使AD干预窗口前移 5-10 年。今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对诊断疑难AD的诊断，也推出了基于AV45探针的PET-CT，并启动惠民减免项目；同时，针对AD的广泛筛查，也开发了“AI+书写”智能早筛设备，已在进行临床试验。

有效的治疗药物仍然不够

时至今日，医生们仍不清楚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这也使得AD药物研发靶点的选择充满不确定性。据39 深呼吸了解，目前全球药企已在该疾病上投入了上千亿美元，却鲜有人能真正打开那扇门。多项研究表明，这一领域的新药研发失败率超过90％，远高于癌症药物的研发失败率。因此，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研发黑洞”。

而最近，我国独有的两项AD治疗手段被禁用，更是将这一疾病的治疗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19 年，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我国自主研发AD药物“九期一”上市后，今年因临床疗效和作用机制为未提供有效数据，未获得“完全批准”，药物已经停产。

而在7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通知，禁止将“颈深淋巴管/结—静脉吻合术”（LVA）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

据悉，LVA最初被用于治疗淋巴水肿，浙江省人民医院手外科原主任、杭州求是医院院长谢庆平首创将其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此后数年，LVA手术闯入了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视线，逐步成为了医疗界的“网红手术”，直至此番被禁。

与“九期一”停产理由相似，国家卫健委明确表示，已组织专家对该技术进行评估，该技术应用于AD治疗尚缺乏相关临床前研究的直接证据，该技术处于临床研究早期探索阶段，适应证及禁忌证尚不明确，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和卫生经济学证据。

◎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AD患者来说，在缺乏有效药物治疗的前提下，只能选择手术治疗。

莫明树介绍，早期AD药物都是对症治疗，包括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和美金刚。这些药物在一定时期能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减轻精神行为症状，但并不能改变疾病的进程，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疾病的发展变化进程和结局，因而在疗效和延缓病程上具有局限性。“就像一辆开往悬崖的列车，药物只能减慢列车行驶的速度，却无法更改它的宿命。”

随着对AD研究的不断深入，β淀粉样蛋白（以下称“Aβ”）斑块和Tau蛋白缠结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两个关键病理特征，相关假说也成为科学界试图解释发病机制的主流理论。

在此基础上，有二款单抗药物仑卡奈单抗和多奈单抗在近两年内分别在我国获得批准，刘鸥的母亲也因为发现得及时，早早使用了多奈单抗的治疗。两个药物都有扎实的临床数据，都是通过清除脑内淀粉样斑块来延缓疾病进展，达到治疗目的。在莫明树看来，这两种药物的特殊意义是，“多年来终于证实了Aβ假说在临床上的可行性，明确能够清除脑内淀粉样蛋白，并且可以延缓认知能力的下降。”

但目前，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手段依然匮乏。尽管新型的靶向药物为该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且不说新药价格昂贵，一年药费动辄十几二十万让很多家庭无力承担，即便吃得起，这两个药物也主要用于早期AD的治疗。

对于大多数首诊就已经进入中晚期的AD患者，仍然缺乏特效治疗手段，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求其他治疗方法。

照顾AD患者，家属觉得很难

确诊半年后，王宇与父亲的交流只剩下“是”、“好”，少了完整的句子，多了肢体语言和猜测。再后来父亲大小便失禁，家中又多了几个壁挂式小便池，还附上“老爸请到厕所上厕所”之类的提示语。父亲能念出这些字，但无法理解。裤子经常又湿又臭，他起初非常烦躁和愤怒，一度认为父亲是故意的。

每次洗澡都一地狼藉，厕所乱糟糟的，父亲僵在那儿不动，王宇崩溃时冲父亲喊出：“把你送到养老院去！”这是一句气话，但他确实需要人帮助。“我也想过请保姆，但人家一听说要照顾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不愿意上门了。”

一旦AD进展到中重度，不仅药物的疗效非常有限，家庭的照护压力是成倍增加。有数据显示，在我国AD的主要家庭照顾者的年龄为45岁，他们多为患者的配偶或子女。2024年发表在《BMC Geriatrics》的一项研究显示，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总成本是轻度的1.3、2.1倍。患者往往从失智发展到失能，需要家人辞去工作，做7x24全天候的照料。

有家属这样倾述：“为了照顾患病的母亲，自己辞去了工作，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陪伴，换来的是母亲的不满、怨恨和冷漠，最后我都觉得我会在她面前先去世。”更有甚者，在无计可施下，用上了不正规的治疗，靠给老人戴上约束手套，用绳子绑住，来换取短暂的安宁。

除了身心的高压负荷，还有更现实的压力，那就是巨大的费用开支。

一项2022年发表在《eClinicalMedicine》的研究计算了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全球经济负担。其预计，在2050年，中国将是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相关痴呆症经济负担最高的国家，达到8.7万亿美元，是第二名美国1.4万亿美元的六倍以上。

莫明树强调，阿尔茨海默病不单单是影响患者健康的凶手，更是摧毁整个家庭和睦幸福的隐形炸弹。

◎ 现在中国大部分养老机构不会甚至不敢照顾AD老人，一方面是照顾风险高，一方面是收益成本不对称。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发布的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65.43%AD患者的照护者感到心理压力大；68.69%的照护者健康受到影响；78.39%的照护者表示社交生活常受到影响。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庭照护者身心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社会支持资源短缺，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诊疗和人性化的照护康复需求远远未被满足。

“AD照护是全方位、全天候、全病程的照护，这是与其他慢病照护最大的不同。而且这个照护的过程费心费力费神。”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主任委员解恒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而《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的两项主要任务正是增加痴呆老年人照护服务供给及构建老年期痴呆友好的社会环境，包括到2030年，100张床位以上且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养老服务机构中，设置痴呆老人照护专区的机构要超过50％。

然而，行业人士表示，一些以托老为主的低端养老院出于经营压力，建设的意愿较低，中高端养老院可能对于认知照护专区的建设更加积极，但收费并不亲民。

39深呼吸实地采访了广州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营养老机构，发现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定位高护理级别，入住首先要支付押金10万，房费每月8000-9000元，护理费用每月3000-13000元不等，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样的费用太高了。

近年来，各地方各相关部门都在持续关注认知症老人的照护难题。2016年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险开始在我国15个城市试点，2020年9月，试点扩大到49个城市（区）。

保险内容显示，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诊疗、评估即可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基本护理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但从目前《2023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享受长护险待遇人数共134.29万。而据民政部2024年9月的数据，国内失能老人约3500万，享受到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尚不足5%。

有媒体报道，多家连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员都表示，国内失智老人的照护，仍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以广州为例，2023年以来在广州各医疗机构就诊60岁以上诊断为痴呆相关疾病的老年人数为12200人，而认知障碍照护床位仅1967张。

绝大多数“王宇们”，目前只能靠自己和家庭，赤手空拳地面对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